[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李宗刚||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讲演及新文学传承
摘要：鲁迅的讲演是其文学创作之外的又一重要的人生展开形式。他一生公开讲演不下于68次，并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鲁迅的讲演尽管没有底稿，却能做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与其娴熟的讲演艺术关系密切。鲁迅作为生活在民国教育体制缝隙中的作家，在讲演时，既能回应接受对象的关切，又为自己与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留有余地，进而提出切中肯綮的见解，从而自由地穿行于波诡云谲的现实政治中，既达到了保存自我之目的，又达到了宣传新文学、新思想之功效。鲁迅的讲演在一些学校等公共领域能够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与民国教育体制对他的接纳和推崇关系甚大。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发表的一系列“格式特别”的现代小说，引起了文坛的高度重视；他被许多文学青年或社会名流邀请到学校讲演，同时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鲁迅的讲演成为他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传播新文化的重要方式。关于鲁迅讲演这个话题，1944年，林辰就写了《鲁迅演讲系年》，这是较早关注鲁迅讲演的著述；1981年，马蹄疾编辑出版了《鲁迅讲演考》，对鲁迅的讲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为人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2004年，江力编辑出版了《鲁迅报告》[1]，该书主要选录了鲁迅16篇讲演和自传；2007年，傅国涌编辑出版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鲁迅讲演全集”——《鲁迅的声音》[2]。但遗憾的是，已往的研究对鲁迅讲演的深入阐释还做得很不够，尤其是尚缺少把鲁迅讲演纳入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专门研究。那么，鲁迅讲演的基本情况究竟怎样？其艺术性价值何在？鲁迅讲演与民国教育体制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些正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
清末民初，讲演作为宣讲思想和鼓动革命的一种重要方式，受到了仁人志士的高度推崇。许多革命者、思想者本身也是演讲家，如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具有高超的讲演才能。早在鲁迅日本留学期间，就积极参加集会、听讲演：“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一有余暇，就参加集会，听讲演，与浙江革命机关暗中接触。”[3]这说明，鲁迅对讲演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学习日语的渴求，这对鲁迅后来走上讲演的道路，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至于鲁迅从什么时间开始讲演，目前有文字记载的是1911年11月5日，他在绍兴开元寺举行的迎接辛亥革命的大会上做的讲演。[4]实际情况也许更早，鲁迅1909年归国后便担任教师，他在课堂上的授课尽管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讲演，但也具有讲演的某些意味。鲁迅早期担任教师的履历，锻炼了他讲话的能力，对他从容地驾驭讲演艺术，自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鲁迅一生公开讲演不下68次[5]。鲁迅的讲演较为集中的时间是1926年、1927年和1930年，这三年度的讲演分别为6次、23次和10次。鲁迅曾经这样说过：“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6]但是，当受到再三邀请的时候，鲁迅还是会被“逼上梁山”。其实，讲演作为一种通过包括体态语言在内的传播形式，和用语言垒积而成的文章是具有极其显著差异的。
鲁迅在1926年之前的讲演不是很多，这也许与鲁迅作为教育部的佥事有关，他除了身在民国教育体制之内，还在大学里有兼职的机会。鲁迅担任兼职教师期间，自然要履行教师授课的义务，这便在客观上减少了讲演的机会。1920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1923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1925年秋，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1926年1月，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取消了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恢复了他在教育部的职位。“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进入南方高校的鲁迅，深受那些读过他的《呐喊》、《彷徨》的学生们的推崇。能够亲自聆听鲁迅的讲演，亲眼目睹鲁迅的风采，自然是学生们渴望已久的。正是在此情形下，远离了民国教育体制的鲁迅，在学生们的盛情邀请下，其讲演也就多了起来。1926年年底，鲁迅因对厦门大学中的少数人不满而辞职。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四一二”之后，他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在广州期间，鲁迅应邀做了几次重要的讲演，甚至还到香港做了重要讲演。1927年10月，鲁迅到达上海，并应邀到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讲演。此后，鲁迅便长期寓居上海，偶尔北上省亲，也会应学生或故旧之邀，到一些学校讲演。
鲁迅的讲演时间一般不是很长，很少超过一个小时，一般就是一节课的时间。鲁迅在日记中就这样记载了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讲演：“夜……往女子师校文艺会讲演，半小时毕。”[7]1931年7月20日，鲁迅记载道：“晚往暑期学校演讲一小时，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8]1932年11月鲁迅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时间也大抵如此。曾经亲炙鲁迅讲演的学生严薇青便这样回忆道：“几十分钟的富有战斗性的讲演，很快就过去了。”[9]这说明，鲁迅的讲演时间恰如其杂文形式一样，一般没有冗长的内容，大都短小精悍，往往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就把思想传达完毕。当然，鲁迅的讲演也有例外的情况。如鲁迅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鲁迅的讲演是分两次讲的，一次是七月二十三日，一次是七月二十六日，每次都讲了约莫两个小时。那时广州的天气闷热，是多雨天。市师的礼堂又很小，最多坐三四百人，但那两天到了很多人，光坐的就有五六百人，还有站着听的。”[10]然而，像这样的讲演，已经带有“专题报告”的意味，其所用时间较多便在情理之中了。
讲演是通过声音传达思想和感情的，其“声音”本身非常重要。鲁迅讲演是带有官话的浙江话。这种声音尽管和官话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本身还是带有官话的某些韵味，这使得来自不同地域、操持着不同方言的人，基本上能够听懂鲁迅的讲演。这与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官话的推广和使用有关。如果没有官话作为全国统一的语音为基础，人人操持着各地方言，那么，语言的口头交流就无法进行，大一统的国家也不会形成。鲁迅尽管在绍兴长大成人，但其祖父则长期为官，这不能不影响到鲁迅的语音，使其浙江话带有某些官话的韵味；1998年，鲁迅离开故乡到南京求学，其语音自然就融会了更多的官话。这样一来，鲁迅的语音就不再是那种地道的方言，而是“半方音半官话”的浙江话。讲演作为以语音为载体进行思想与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讲演者的口头语言能为听众“听得懂”，是至关重要的。鲁迅的半浙江话半官话，便使更多的学生“听得懂”，“听得进”，这才会营造出思想与情感双向互动的效果。对此情形，许多人都回顾了聆听鲁迅讲演时的情形，他们会时而大笑、时而沉思。
鲁迅的浙江话，尽管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方言而是融会了官话的语音，但这样带有方言的语音对有些听众来讲，还是有些艰涩难懂。对此，不止一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11]”“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先生在讲话结束时，操着他那浓重的浙江口音，大声地勉励同学说：‘希望同学们要做一棵大树，不要做绿豆芽。’”[12]“鲁迅先生是绍兴人，马寅初博士也是绍兴府（嵊县）人。他们讲话的口音，福建同学和教师都不大听得懂。”[13]在某些讲演条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如鲁迅在露天讲演时，便因为风大，致使那些“记录者”都无法听懂他那满口的浙江话，但是，缘于讲演不仅是通过语音，而且还是通过体态语言传递思想交流情感的，所以，听众即便对鲁迅的“浙江话”听不太懂，“人们却很安静，好像已经满足了，个个都闭着嘴仰起头来把他望着，始终没有人作声”。[14]这正说明，鲁迅头上的作家、思想家、战士等诸多光环与其讲演一起，构成了他的讲演被推崇备至的要件。
鲁迅讲演时的语速，并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娓娓道来的徐缓语速。在人们的印象中，鲁迅富有的战斗精神应与“疾言厉色”联系在一起，其实，鲁迅讲演所体现出来的战斗精神，是与其思想的深度相联系的，至于其语速则是徐缓的。对此，有人这样说鲁迅的讲演“口调是徐缓的，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15]鲁迅“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16]。事实上，鲁迅采用这种徐缓的口调进行讲演，正是为了拉近讲演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便于讲演者与听众之间的思想和情感双向对流。鲁迅讲演的徐缓语速与他在讲演中所显示出来的战斗锋芒形成强烈反差，恰好说明他是深谙讲演艺术三昧的。
鲁迅的讲演一般没有预先起草好的讲演稿，而是先有大体的眉目，预先拟定好了题目，至多也就是有一个大纲，在讲演现场再即兴发挥。鲁迅的讲演没有底稿，自然也就没有供报纸发表的“通稿”，鲁迅的有些讲演已经随着声音的消失而了无痕迹，但更多的讲演还是被热心的学生记录了下来。鲁迅对自己的讲演非常看重，他总是认真订正学生记录下来的讲演，然后再交付报刊发表，这正体现了鲁迅严谨认真的态度。鲁迅说过：“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17]像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讲演记录稿最初载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经鲁迅重加校订后，转载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署‘鲁迅讲演，陆学仁、何肇葆笔记。’后由鲁迅编入《坟》”[18]。
大学聘任兼课教师支付课酬是必不可少的，但一些社团或组织邀请鲁迅讲演，是否还要支付酬金，我们不得而知。在日记中，鲁迅曾清楚地记载了自己领取课酬的具体信息，鲁迅的兼课课酬成为他担任教育部佥事收入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在日记中，鲁迅却没有详细记载讲演酬劳的有关信息。这说明，鲁迅对于演讲不注重其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他更看重的是经济之外的社会因素。具体说来，他更看重讲演的文化启蒙的功效。事实上，那些热爱文学的学生，以学生社团的名义邀请鲁迅讲演，自然谈不上酬金了。梁实秋曾经回忆过他们邀请周作人到清华讲演的具体情形：“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见他，邀他到清华演讲。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如今手续似乎更简便了，往往是一通电话便可以邀请一位素未谋面的人去讲演什么的。我当年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访。”[19]周作人如此，鲁迅自然也相似。1932年，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邀请下进行了讲演。起初，学生要邀请鲁迅讲演时，该校国文系主任钱玄同持反对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学生邀请鲁迅讲演的具体行动。在此情形下，酬金自然就谈不上了。因此，当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多少还带有“卷土重来”的挑战意味，讲演在此转化成了“思想交锋”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根本动因是基于文化启蒙的社会需要。
当然，鲁迅的讲演并非都没有酬金，那些带有体制色彩的学校，在邀请鲁迅讲演时，还是要支付酬金的，只不过这些讲演多带有讲课的色彩。如鲁迅在陕西讲学，便获得了较高的报酬：“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20]当然，像这种以“讲学”为主的讲演，时间长，往返费用高，更带有授课的色彩，其与那种一个来小时的讲演已经大不相同了。
鲁迅在讲演时大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出场。鲁迅在1926年之前的讲演，其身份是多重的。他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身份是教育部佥事，在大学的体制内则是兼课教师，在体制外，则是新文学作家。所以，鲁迅以何种身份讲演，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尺度是不一样的。鲁迅之所以被邀请去作讲演，就在于他在新文学创作实践中建立起了巨大声誉。这种情形，在鲁迅脱离了民国教育体制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山大学聘任鲁迅为该校教授时，是这样介绍的：“新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为文学界健将；前任北大文科教授，力倡新文化，学者翕然宗之，嗣后北大学生从之南行者，颇不乏人；此次政府革新，本校委员会就职之始，即锐意整顿，对于各科教授人才，复竭力罗致；以周君为近世巨子，特聘其来粤主教文科，函电敦促，至三四次，兹得周先生复函：允即南下，准年底可以到粤；北大厦大等学生，拟随其转学本校者，为数亦近百人。”[21]由此可见，鲁迅被聘为教授，突出的并不是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方面的造诣，而是他在新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与此相似，鲁迅在讲演时的身份，多是基于他在新文学创作方面的非凡成就。这表明，随着民国教育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新文学在青年学生中已经确立了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由此说来，鲁迅作为文学界之“健将”在学生中讲演，便对传播新文学、扩大新文学地盘，争取更多的青年学生成为新文学的传承者，有积极的作用。
当然，讲演还算不上鲁迅人生最重要的展开形式，但考虑到鲁迅的讲演大都转化为文章，其中还不乏一些在文学史上流传甚广的名篇，如《娜拉走后怎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等，这就使鲁迅的讲演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在公开场合用声音直接传达思想和情感的讲演，还与他坐在书斋中创作出来的文章一道体现了民国教育体制对鲁迅其人其文接纳的程度和广度。
二
鲁迅的讲演尽管没有底稿，却能做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与他娴熟的讲演艺术关系密切。作为生活在民国教育体制缝隙中的“一位具有非凡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作家”[22]，鲁迅在讲演时，既能回应接受对象的关切，又为自己与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留有余地，进而提出切中肯綮的见解，从而自由地穿行于波诡云谲的现实政治中，既达到了保存自我之目的，又达到了宣传新文学、新思想之功效。具体来说，鲁迅讲演的高超艺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的讲演既富有现实针对性，又规避敏感的政治话题，以确保讲演在民国体制内获得合法性认同。
如何对待现实政治问题，鲁迅有自己独到的应对策略。他对中国文化改造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注重韧性的战斗精神，强调打阵地战，对那种一蹴而就的激进主义，并不是非常认同。这表现在他对讲演的把握上，便是注意规避话题的政治敏感性，以免其讲演与民国政体相矛盾，由此失却了“安身立命”的根本。鲁迅不像郭沫若那样，发表诸如《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之类的政治立场极其鲜明的檄文，从而把自己“逼上梁山”。鲁迅对现实政治采取的是相对疏离的人生姿态。他既保持了对现实政治的警惕和批评，又不至于闹到决裂的程度，以至于在国内无立锥之地。同是反抗蒋介石的清党运动，鲁迅与郭沫若那种水火不容的讨伐截然不同，他采取了借古喻今的隐晦方式，通过谈论魏晋风度，达到讽喻现实的目的。客观地说，鲁迅采取这种韧性的斗争策略，是与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一脉相承的。在鲁迅思想的深处，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之解决，并不是通过打倒或者消灭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这体现了鲁迅的生存智慧。所以，鲁迅的讲演既不会为了迎合听众的心理“剑走偏锋”，也不会为了迎合政府的要求“中规中矩”，更不会为既有体制的弊端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辩护。鲁迅的讲演注重阐释时对辩证思维的运用，这最终使他的讲演既达到了宣传之效能，又得到了民国体制的默许。如1932年11月鲁迅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便是成功地游走于民国体制与民间需要的范例。对此讲演，学生严薇青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根据当时北京的情况，不管哪个单位，凡是有群众集会，事前必须报告附近的警察派出所。所以开会时都有反动警察和特务严密监视。会上经常有特务（有时也有学校内部的特务学生）捣乱，搅得会议无法进行。那天鲁迅先生讲演，居然没有反动警察公开监视和坏人的破坏，讲演自始至终在热烈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大家都很痛快和高兴，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无比威望和正气震慑住了那些坏东西！”[23]其实，严薇青等青年学生，又怎能知晓，如果没有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单凭鲁迅的“无比威望和正气”，便可以震慑国民政府的有关部门，那只能说明大家是这样“认为”的，至于具体情形怎样，显然不是学生“认为”的那样。事实上，北京群众集会的审批程序是“事前必须报告附近的警察派出所”。至于鲁迅的这次讲演是否已经报告附近的警察派出所，不得而知。但就其客观情形来看，北京大学邀请鲁迅前来讲演，本身也可以看作民国体制之内的事情。所以，鲁迅的讲演“自始至终在热烈的气氛中顺利进行”，与其说是鲁迅的“无比威望和正气”起了震慑作用，倒不如说鲁迅讲演本身便获得了民国体制的接纳。否则的话，当鲁迅的“无比威望和正气”危及国民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时，鲁迅讲演要在“热烈的气氛中顺利进行”，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鲁迅讲演的话题不一定都是现实的，但却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青年学生之所以对鲁迅的演讲“趋之若鹜”，便缘于鲁迅的讲演具有现实针对性。这也是鲁迅讲演魅力如此之大的内在根据。鲁迅极其注重讲演能否切合听众的心理需求。蒋介石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此情形下，许多青年人对革命前途深感迷茫，广州一时陷入到了白色恐怖之中，文化界的许多人都采取了缄默乃至避让的策略，而鲁迅则不然，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市教育局举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的邀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鲁迅将要讲演的消息传出时，广州青年界、文学界都非常高兴，全城轰动。”[24]鲁迅在讲演中，通过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阐释，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自我的“独立之思想”，使其讲演具有了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而给白色恐怖之下的广州青年以思想的启迪。
其二，鲁迅讲演注重从文学创作的规律出发，使讲演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又一种重要形式。
讲演与文章写作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方式：前者具有明确的以听众为主体的本位意识，后者则侧重于以自我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中，讲演是讲演者与听众之间的思想与情感的双向交流，如果讲演者对这样的双向交流置若罔闻，那么，其讲演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鲁迅尽管并不是以讲演、而是以文章写作为其思想与情感的主要表达方式，但他却能把自己的深刻思想与具体的听众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使得其讲演给听众以思想的启迪，又使其讲演具有文章的某些属性。
鲁迅的讲演本身就犹如文章的写作，在铺开稿纸之前并没有可以模仿的成品；同理，鲁迅面对观众之前也没有现成的讲稿。这就使鲁迅的讲演恰如用声音来书写文章，成为另一种形式上的文章写作。鲁迅1929年5月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演时便这样说道：“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25]鲁迅的讲演之所以连题目都没有，是与他把讲演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思想表达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纵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用笔进行着文学创作的话，那么，鲁迅的讲演则是用声音来进行文学创作。事实上，鲁迅作为社会思想的启蒙者，如果不到群众中去，而一味地坐在书斋里向隅而思，那既无法把握现实生活的真实脉搏，也无法体味到群众的真实情思。所以，鲁迅的讲演尽管“连题目都没有”，但这并不影响他沉潜到群众中去，现场创作出思想与形式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文章。在某些情况下，那些看似与讲演无关的事宜，都能转化为他妙手裁剪的“锦云”，天衣无缝地镶嵌到讲演之中。像鲁迅这次讲演，本来是想在车上拟定题目，“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26]鲁迅从“坐车赶场”的切身感受说起，自然而然地比附到了新文学这一讲演主旨上，为整个讲演做了很好的形象铺垫。由此可以看到，鲁迅驾驭文章的高超能力。
鲁迅的讲演固然是他另一种形式上的文学创作，但讲演是在特定情景下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如果说作家创作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自主地进行着自我思想表达的话，那么，作家的讲演则是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需要及时地回应听众的各种反应、并做出随机调整，由此使讲演者的思想情感与听众的思想情感和谐共振。从这个意义上说，讲演者要根据接受对象思想情感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自我调整。鲁迅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便选择了和“女子”有关的“娜拉”作为话题，就女子独立和解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1927年3月1日，鲁迅在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作了题为《读书与革命》的讲演。在其讲演中，自始至终都紧紧地扣住了“中山大学”这一话题展开，不管是谈孙中山创办这所新式大学的初衷，还是讲这所大学在革命中的使命，都自然而然地归拢到了“读书与革命”这一主旨上。为此，鲁迅针对革命的广州还没有“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向青年学生提出了“思想革命”的要求。鲁迅在广州期间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其情形便是如此。他通过“魏晋风度及文章”，对现实政治进行讽喻，这是那些一味地枯坐于孤寂书斋之中通过苦思冥想才写出来的讲演稿无法比拟的。鲁迅根据对象的不同而有针对性的（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恰好说明了，他善于从具体现象入手，条分缕析，将其整合到自我既有的思想结构中，从而使其讲演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思想性。鲁迅的讲演如此鲜活地呈现出了其思想与情感，说明了他具有临场应变、随物赋形的超凡能力，这既赋予了他的讲演以创新的品格，也增加了他的讲演的艺术魅力。
当然，随着鲁迅文学声誉的提升，其讲演也被推崇到了一般讲演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鲁迅在中山大学所作的《读书与革命》的讲演，本来是该校开学典礼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开学典礼上，鲁迅作为教务主任发表讲演。就这次开学典礼而言，鲁迅的讲演仅是其中的一次普通讲演。对此情形，校史是这样记载的：“本校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先期已组织委员会，分部筹备，至为隆重，是日礼场布置甚壮丽，学校门外高搭牌楼，高悬生花横额……主席致开会辞；由朱家骅委员致辞……教职员演说；由政治训育委员何思源，教务主任周树人，理科主任郜重魁，及教授曾济宽许楚僧黄尊生等继续发挥，淋漓尽致。”[27]由此可见，鲁迅作为“教务主任”的“演说”既没有排在显赫的位置，也没有获得强调。但是，随着鲁迅在20世纪文化史上的地位的隆起，他的这次普通的讲演便在历史的帷幕上获得了特别凸显，而其他人则退居历史的幕后，甚至连作“历史背景”的资质都没有了。
其三，鲁迅注重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把讲演中的深刻思想鲜活的外化出来，听众既能心领神会又能产生情感共鸣。
讲演就其本质而言，既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思想和语言怎样才能完美结合的问题。有深刻的思想而没有鲜活的语言，听众自然会觉得味同嚼蜡；有鲜活的语言而没有深刻的思想，听众自然会感到油滑肤浅。鲁迅的讲演则堪称深刻思想与鲜活语言的完美结合。鲁迅针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予以历史的揶揄时，在历史史实与现实影射之间自由穿越，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从而使“会场很活跃，讲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如讲到曹操杀孔融这个例子时，说：‘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大笑）”[28]。“鲁迅在讲到‘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讲到‘吃药’（‘五石散’）、‘喝酒’、‘穿衣’和‘扪虱’之类的事情时，也是引起满场大笑的。”[29]有时候，鲁迅为了能够把深刻思想讲深讲透，还擅长用延伸的方法，把思想推向极致，由此达到诙谐幽默的效果。如鲁迅在谈到“‘扪虱’之类的事情时”时，本来已经引起满场大笑，但鲁迅并没有到此结束，他还继续推演，把“讲演”和“扪起虱来”进行对比，从而把其更为滑稽的一面推演出来，引起大家的“大笑”。然而，鲁迅讲演的艺术还在于，当听众大笑时，“他自己却不笑，而是当成很严肃的事情来讲，大家越是笑，他的神情就更严肃”。[30]
鲁迅讲演的艺术，除了在逻辑上注重使用无限推演的方法之外，还注重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从而把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洞幽烛微的思想融为一体。如鲁迅1932年回北京不久，报纸上就用大号字刊登了“鲁迅卷土重来”的消息，但鲁迅似乎并不“生气”，对此回应道，自己“卷土重来”总还要“卷土重去的”。[31]这种举重若轻、诙谐幽默的语言，恰好体现了鲁迅诙谐幽默之余又不失其活泼自然的讲演风格。
鲁迅讲演中注重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他注重使用形象说理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不大用“就理论理”的抽象说理方法，而是注重用“就事论理”的形象说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长之处在于，形象的说理方法更容易为听众所理解，而那种抽象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则难以为听众所理解。对此，有人这样总结鲁迅讲演的艺术奥秘：“鲁迅先生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正和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依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语言将这理论表现出来。”[32]显然，这一中肯之论恰是对鲁迅在讲演时注重使用形象说理的另一种形容。1927年2月中旬，鲁迅应香港青年会邀请到香港讲演，他的这两次讲演标题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显然就是对“万马齐喑”的中国的形象说法，这比那种“思想革命”之类的标语口号，既容易为听众所理解，也不给当局留下把柄，所以，鲁迅号召青年人起来：“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33]这样的立论，既有高屋建瓴之势，又有现实影射之效，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在《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演中，鲁迅针对孔孟之道流行于香港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使用了“老调子”的形象说法，把其不合时宜的一面揭示得淋漓尽致。
鲁迅并不是一个职业讲演家，甚至还这样自谦道：“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终于想不出什么，只能随便一谈”。[34]其实，作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作家，他写就的文章可以做到雅俗共赏，以至于连“引车卖浆之流”也“觉得鲁迅先生讲话，最懂人情，最有道理”。[35]身处中国偏远乡镇的粮食店老板尚且喜欢鲁迅的文章，那么，接受了现代教育熏染的青年学生与鲁迅自然就更是心有灵犀。所以，当鲁迅把练达的人情、洞明的世事，用鲜活形象的语言娓娓道来时，自然会深深地打动听众的心。
三
鲁迅的讲演在一些学校等公共领域能够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与民国教育体制对他的接纳和推崇关系甚大。毕竟，讲演不是秘密集会，更不是地下活动，而是在学校等公共领域的公开言说。因此，我们要深入考察鲁迅的讲演，还需要从社会体制、尤其是从民国教育体制的维度加以阐释。
其一，鲁迅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佥事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特约撰述员”，本身就带有民国教育体制的色彩。与此身份相对应，他的讲演是在中华民国体制所许可的疆域内进行的文化批判。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鲁迅在其小说中固然对辛亥革命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了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同理，鲁迅对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进行深刻的反思，也不意味着他就此否定了中华民国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鲁迅对民国乱象的批判，就在于他是从民国体制这一维度予以审视的。这不仅不是对民国体制的否定，反而是用民国体制来匡正执政政府背离民国体制时的所作所为。因此，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是深潜着浓郁的民国情结的。显然，这一情节便意味着鲁迅其人其文与民国体制有了某些“交集”，具有某些“公约数”，这是鲁迅被民国教育体制所接纳的缘由所在。所以，大学容许鲁迅的讲演，恰是民国教育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表现。否则的话，当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和鲁迅闹到“不共戴天”的地步，钱玄同喊出：“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36]的时候，学生自然就不敢再邀请鲁迅前来讲演了。然而，“跨文化语境的形成，原本就是一种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37]，居于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学生，自有其独立自主的权利。所以，钱玄同带有决绝意味的话语，也就没能阻挡学生邀请鲁迅前来讲演。
鲁迅在思想上对执政的政府总是采取批判的文化态度。但从行动上来看，鲁迅又保持着自己与民国体制的兼容，这使他在民国体制内获得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果鲁迅真的走到了反民国体制的道路上，那么，他不仅会失却发表文章的空间，而且也会失却讲演的空间。事实上，鲁迅既保持着自我独立之思想，又预留着为民国体制所兼容的空隙——即便是国民政府浙江省党部对鲁迅发出了通缉令，也没有真正地落到实处，这便带有威慑与恐吓的意味，否则的话，鲁迅即便是在租界之内，也难以摆脱特务的缉拿。如果从鲁迅与国民政府早期的关系来看，他还是民国教育体制之内的“散淡人”。1927年12月，在许寿裳的推荐下，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鲁迅任“特约撰述员”，这自然是鲁迅身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序列中的身份的明证。既然鲁迅身在民国教育体制之内，那么他进入民国教育体制之内的学校进行讲演，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其二，鲁迅得到了一些在大学内部掌握某些重要话语权的文化名人的邀请，这使得其讲演同样带有体制的色彩。民国教育体制之内的学校权力与掌握这一权力的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寄寓在体制内的人，其所作所为是按体制的要求和规范展开的，他们无法逾越体制的藩篱随心所欲地做一些自以为是的事。然而，那些掌握着体制内权力的人，其思想既有与体制对接的一面，又有与体制错位的一面。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身在体制内的人便会糅合进一些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做出带有体制内色彩的事情。那些与鲁迅既有私谊之交、又掌握着学校这一体制内权力的个人，便会邀请鲁迅到学校讲演。那些掌握着学校某一权力的教授邀请鲁迅到学校讲演，尽管不一定属于官方邀请，但肯定也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邀请，毕竟，邀请者本身便兼具官方和私人双重身份。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得以游刃有余地行走于民国教育体制和民间社会之间，这便为鲁迅的讲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鲁迅作为曾经在北京诸多大学有过兼课履历的教师，他所接触到的教师，既有与他思想和情感相近的人，也有与他思想和情感相拒的人。在这些人中，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马裕藻，便与鲁迅有着较好的交流。“鲁迅已经坐在沙发上吸烟休息，两边陪着的是沈兼士和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还有一个穿浅灰色大褂的中等人，我们不认识，他正在和鲁迅先生说话。后来听说，他是搞法国文学的盛成。”[38]由此看来，作为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人，沈兼士、马裕藻等人在鲁迅到京省亲时邀请他到学校给学生作一讲演，与公与私，都是极其便利的好事。因此，当他们邀请鲁迅讲演时，这使得鲁迅讲演与民国教育体制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对接。对此青年学生严薇青便回忆了1932年11月间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演时的具体情形：“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沙滩了，干脆到红楼里看一布告再说。找来找去，好不容易在二楼布告栏两个玻璃橱窗中间，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本日下午一点，在二院礼堂请周豫材先生讲演，此布！’就是这样一张小纸条，而且贴在两个橱窗中间外面的玻璃上，怪不得我们没有注意。”[39]然而，恰是对这一小纸条进行如此这般的处置，才蕴含着身处体制与民间这一夹缝中的马裕藻，那种略显尴尬的处境。本来，鲁迅进入北京大学进行讲演并不是很顺畅，用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严薇青的话说，就是在此之前，鲁迅还“没有公开讲演过”。但随着鲁迅的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再加上鲁迅曾在北京大学有过主讲中国小说史的履历，那么，北京大学请鲁迅讲演也似乎在情理之中。
严格说来，鲁迅并不是主讲在体制内得到允诺的文学史课程，而是作为文学家来讲演的，其论题自然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比较密切，这恰是学生欢迎的。如鲁迅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便是如此。当鲁迅进入礼堂讲演，“马裕藻陪同鲁迅先生出席在讲台上了，礼堂里立即响起春雷一样的掌声。”[40]从严薇青的叙述来看，这一时期的鲁迅与民国体制的某些不甚对接的方面，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突出的是鲁迅深受学生推崇的一面。鲁迅一出场，“立即响起春雷一样”的“掌声”。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将普通的“掌声”修饰为“春雷”，从而具有政治上的某些隐喻意义。然而，不管怎样，在那些掌握着学校这一体制内的权力的教授们的斡旋下，鲁迅的讲演还是获得了一定的空间，则是不争的事实。
鲁迅讲演的话题因为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致使邀请者不得不考虑他与民国教育体制之间的相对紧张的关系。像鲁迅到北京大学的这次讲演，他谈的是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这两大类，似乎远离了社会现实，但是，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鲁迅是借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对现实社会予以隐喻和批判。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马裕藻邀请鲁迅来讲演，便带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他不得不考虑，在民国体制的规约与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之间，怎样使鲁迅的讲演得以顺畅地进入北京大学？也许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马裕藻才不好大张旗鼓地宣传鲁迅讲演的消息，只好通过“小纸条”的形式，委婉地传达出鲁迅讲演的消息。至于小纸条的由来，陈漱渝曾经给出另一种解释：“事前，鲁迅曾要求听众只限于北大国文系的范围，所以学校在讲演前三小时才在国文系所在的一院布告栏张贴了一张极小的布告。”[41]但是，陈漱渝在这里并未说明，鲁迅为什么会要求邀请者把听众的范围局限于北大国文系？其实，鲁迅这一要求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他不希望这次讲演搞得太大，要低调进行。这既是鲁迅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谨慎行事的表现，又是他兼顾到民国教育体制的疆域的表现。
其三，学生以群众社团的名义发出的讲演邀请，也使其讲演带有民国教育体制的些许色彩。学生组织的群众性社团尽管带有自发性、民间性的色彩，但它又获得了学校这一教育体制的认可或支持，带有体制内的某些特点。有些社团还在学校注册登记，获得了学校经费的资助。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成立的新潮社便是如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办公和活动的场所，而且还给予了他们经费支持，这使该社团编辑的《新潮》杂志顺利出版，甚至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一翼。如此说来，社团本身便带有半体制半民间的双重色彩。一些学生正是依托社团的半体制色彩，向鲁迅发出了讲演邀请，这就使得鲁迅的演讲打上了民国教育体制的某些烙印。
当然，我们已经难以考证鲁迅的每次讲演到底是什么社团中的什么人邀请，但从鲁迅讲演稿的副题来看，还是部分地标出了发出邀请的社团。鲁迅1923年12月的讲演是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1924年1月的讲演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友会讲；1926年8月的讲演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其背景是“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42]在1932年11月返京期间，“许多大学的学生来请他讲演，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只接受了五个大学的邀请，其中北师大也是一个”。鲁迅在北师大的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讲稿已佚）。社团组织的有关讲演，作为民国教育体制内的公开活动，广而告之便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些张贴在学校显赫位置的布告，既具有广而告之的传播功能，又隐含了体制对讲演的许可意味。鲁迅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张贴在校内的“通知”，恰是其讲演得到学校体制内部允诺的象征。“校内贴有《师大文学研究社》具名的通知”[43]便是如此。讲演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活动，必然会有组织者，这不仅表现在有人负责邀请讲演者，而且还表现在有人负责组织听讲者。否则的话，讲演者来了，没有听众，那讲演自然也就无法顺利进行。在这样一个牵涉听众和讲演者等方面的活动中，那些带有体制色彩的社团恰好起到了“牵线搭桥”的纽带作用。
鲁迅作为受邀者到学校讲演，看似是朋友学生自发的活动，其实并不尽然，它与民国教育体制有着千丝万缕、或隐或现的联系，并深深地打上了体制的某些烙印。否则的话，在国民政府通缉下的鲁迅，且不说他自己不会接受讲演的邀请，即便是学校的组织者也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总的来说，鲁迅注重讲演是与其文化启蒙的自觉分不开的。作为新文学的创建者，鲁迅非常重视对新文学的传承。尤其是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他一方面自觉地把自我置于历史进化的环节之中，另一方面又把青年学生置于进化链条的传承链条之中，注重培育青年人，这使得鲁迅愿意到青年学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那些阅读过《呐喊》、《彷徨》的“新青年”，也期待着能够亲耳聆听到鲁迅的教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文化阵营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的分歧，追随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如何在民国教育体制划定的疆域内，通过讲演等形式，培育更多的青年学生成为新文化的传承者，便又是鲁迅等新文化主将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此情形下，鲁迅的讲演便构成了他文学创作之外的另一种人生形式。
注释：
[1]江力：《鲁迅报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2]鲁迅著、傅国涌：《鲁迅的声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年。
[3]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文汇报》1961年9月23日。柳亚子等著：《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4]江力：《鲁迅报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5]江力：《鲁迅报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6]鲁迅著、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7]《鲁迅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9页。
[8]《鲁迅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6页。
[9]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13页。
[10]欧阳山：《南中国文学会及其他》，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11]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09页。
[12]刘淑度：《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萧红、俞芳等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3-114页。
[13]倪文宙：《深情忆念鲁迅师》，柳亚子等著：《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14]王志之：《群众包围中的鲁迅》，孙伏园、许钦文著：《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15]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16]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09页。
[17]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7页。
[18] 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19]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槐园梦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
[20]孙伏园：《忆鲁迅先生》，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21]《本校增聘名教授及整理医科附属医院》，《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三期，1927年1月1日。也可参阅《鲁迅在广州》，第203页。
[22]许祖华：《鲁迅小说描写人物外在特征的传统性与创造性》，《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3]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13页。
[24]欧阳山：《南中国文学会及其他》，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25]鲁迅著、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26]鲁迅著、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27]《本校举行开学典礼纪盛》，《国立中山大学纪念册》，1927年3月。也可参阅《鲁迅在广州》，第206页。
[28]欧阳山：《南中国文学会及其他》，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29]欧阳山：《南中国文学会及其他》，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30]欧阳山：《南中国文学会及其他》，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31]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2页。
[32]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钟敬文、林语堂等著：《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33]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34]鲁迅著、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35]荆有鳞：《鲁迅回忆断片——鲁迅的严谨与认真》，孙伏园、许钦文著：《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
[36]陈漱渝：《鲁迅在北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1页。
[37]殷国明：《历史裂变与跨文化语境的形成——关于中国20世纪学术思想变迁的反思与探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8]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09页。
[39]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08页。
[40]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09页。
[41]陈漱渝：《鲁迅在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28页。
[42]鲁迅著、傅国涌编：《鲁迅的声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43]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在北京（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4月，第227页。
——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4期，感谢李宗刚教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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